学会生存----—培养孤独症人的才智

两岁半时，我被送到一所为有语言障碍儿童开设的幼儿园里。那里有一位年长的、经验丰富的语言治疗师和一位普通老师。幼儿园里一共有6个孩子。语言治疗师担负对每个孩子轮流进行一对一的治疗，另一位老师负责照看其他的孩子。老师们知道如何柔和地介入我的世界以摆脱我的白日梦状态。太强的强制介入能造成我乱发脾气，但是如果没有干预措施就不会有任何进步。让孤独症的孩子自行其是会使他们永远禁锢于自己的小天地里。

3岁时，妈妈为我和妹妹雇佣了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位教师安排我俩持续不断地做游戏或从事户外活动，这些游戏与活动成了我接受教育与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持与周围世界的不断联系，老师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所从事的每项活动中并给我相应的鼓励。我们常常堆雪人，玩球，跳绳或乘雪橇。在我稍大些时，她和我们一起绘画，这对以后形成我的艺术兴趣起了很大帮助。对孤独症的孩子而言，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使他们保持有结构性的活动是很重要的。我们每天都按时吃饭，还要学习良好的就餐习惯。家庭教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一定要有礼貌，一些安全规则也深深地植入到我的头脑中。老师教会我在过马路之前一定要左右看。所有的儿童都应当知道穿越马路是有危险性的，唯有孤独症的孩子需要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每个环节。一两次的单纯警告不会奏效。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普通小学。学校很小，每个班有12-14名学生，配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为规范孩子们的行为，老师知道如何设定坚定而又不失公平的行为底线。去学校之前，妈妈走进教室向孩子们解释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这样就避免了被嘲弄并为我开辟了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十分感激那所学校的老师们，他们实行了老式的、有高度结构性的课堂环境，为孩子们提供了大量动手的有趣活动。

刚开始上学时，我仍然被诊断为大脑受损。老师在得知了我的诊断结果后依然表示愿意帮助我，尽管他们并没有受到有关的特殊培训。上小学之前的两年强化教学使我能够进入普通学校就读。当时，我的口语已没有问题，许多较严重的孤独症症状也消失了。如果一套教育康复方案取得成功，孩子的举止就会趋于正常。我可以与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能较好控制乱发脾气的倾向。然而，我与他们之间还存有问题，尤其是当我感到疲劳时，或是老师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我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而使我感到受挫时。我的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较慢，做到快速回答问题是很难的。

8岁时，我的阅读水平仍然很差，母亲给我尝试了新的方法。每天下午放学后，母亲与我同坐在厨房里，教我读出书本上的单词。在教会我读音与拼读规则之后，母亲开始大声读出段落。随后我就能读出一两个词汇。一点儿一点儿地，母亲让我延长读出句子的长度。我们读的是有趣味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而不是幼学启蒙的简单读本。我的读音规则学得较好，因为我能理解口头语言。但是，学习默读却花费了我很长时间。大声读出单词能帮助我梳理故事情节的顺序。晚上，我也经常给自己讲故事。大声讲出来能使每个故事都条理清晰，感觉这些故事就像真实地发生在眼前一样。直到高中时期，我还经常自己与自己大声讨论哲学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那些能够为我提供最大帮助的都是那些富有创新精神，不拘泥于传统的人们。精神病医生们和心理学家们没有给予我帮助。他们总是太忙而不屑于为我做精神分析治疗，也没有找出我心理上深层次的隐含问题。有一位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他能够找到我“心灵上所受的创伤”，我就有救了。高中时期，学校里的心理学家并没有试图去弄明白我对一些事物（如门）的执着，进而利用这种执着激励我的学习；而是设法根除我的这些执着。

高中时期的科学老师——卡洛克先生——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被一所普通的高中开除之后，父亲送我去了一所小的为有情感问题的天才少年设立的寄宿学校。尽管12岁时我于韦克斯勒智商检测的得分为137分，我还是完全厌恶学习，考试成绩总是不值一提。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和专业人士只是想切断我的那些怪异的兴趣；只有卡洛克先生认真研究了我的兴趣并利用它们作为我的学习动力。当我谈论到可视的象征物（譬如门）时，他就会给我哲学书籍阅读。

还有，学校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想毁掉我的拥抱机。但是，卡洛克先生制止了他们。接下来，卡洛克先生又帮助引导我的兴趣与精力。他告诉我，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拥抱机具有放松的效果，必须先学习科学；如果我足够努力能够升入大学的话，就能够弄明白为什么挤压会有放松的效果。不像其他人那样收走我的怪异的设备；卡洛克先生而是利用它来激励我的学习，去争取好的学习成绩，将来能够升入大学深造。那时，卡洛克先生给我介绍了科学索引，如《心理学梗概》和《医学索引》。我开始了解到，真正的科学家并不使用《世界百科全书》。使用科学索引我能够找到全世界的科技文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不能使用互联网检索科学索引。在公共图书馆里甚至连复印机也没有，每项索引下的每个词条都需要用手抄到笔记本上。在那个年代，查找科技文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卡洛克先生带我去图书馆，教我怎样做，帮我在成为科学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要知道真正的科学家就是使用这些书籍。

许多孤独症的孩子会对不同的物体表现出异常的执着。有些老师会因为试图戒除孩子的这种执着而犯错误。相反，他们应当拓宽这种执着并将其引导到有规划的活动上。例如，某个孩子痴迷于轮船，那么就使用轮船去激励他读书或做计算题。读有关轮船的书籍，做有关轮船速度的数学题。执着可以产生巨大的推动力。Leo Kanner（里欧·坎纳）指出：使某些孤独症人走向成功道路的方法就是将他们的执着引导到某种职业上去。他指导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那个人成了一名银行出纳员。为了激励其于数字领域的工作，在收割玉米时，他们嘱其数报玉米的行数。

坎纳博士还指出：孤独症人的执着可以成为他们改善社会生活和交友的方式。如今，许多孤独症人迷上了电脑，成了优秀的程序设计人员。对电脑方面的兴趣可以提供与志趣相投人士的社交机会。连接世界的互联网对这些人来说绝对是神赐的绝美礼物。孤独症人独有的眼神联系困难和笨拙的身体语言于互联网上都是看不到的，用键盘打字也避开了面对面交流所造成的交流困难。互联网可能是目前改善孤独症人社会生活的最好途径。Tom McKean（汤姆·麦基恩）指出：当自己还是个大学生时，电脑绝对是上帝赐予他的礼物，因为他可以专注于与他人的交流而不必刻意去追求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交流。

教师们需要帮助孤独症的孩子去发展他们的才赋。我认为大家总是过分注意了他们的缺陷而对发展他们的才能方面又明显缺乏关注。例如，孩子在艺术方面的才能往往很早就能显示出来。在一些会议上，曾有家长、教师和孤独症人给我看过令人惊叹不已的年幼孩子的绘画作品。7岁的孤独症儿童有时能够画出有三维效果的图画。有一次去参观一所学校，我见到了一位21岁的孤独症男子正在一个笔记本上画一幅漂亮的机场图。从来没有人帮助他发展他的这项才赋。他应当去学习绘画课程或计算机绘画课程。汤姆·麦基恩由于在编程中发现了一种比教授使用的方法更好的方法而在结业时被给出了不及格的成绩评定。汤姆·麦基恩当时感到十分沮丧。我猜想可能是汤姆率直的行事风格惹恼了教授，而那个教授也并不理解有时候显得有些粗鲁的率直正是孤独症人的性格。汤姆每次都径直走向黑板，擦掉和改正教授的示例。在《光明不久就会来到》一书中，汤姆写到：“请看，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将会省略四到五行的代码；如果我想谋得一名程序设计师的工作，而使用他（教授）坚持使用的代码，不会有人录用我。”当得知不能拿到计算机程序设计师的结业证书时，汤姆变得十分沮丧和纠结。相反，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教授会用更加有趣、更加复杂的编程问题向汤姆提出挑战。

孤独症的少年和成人需要建立起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兴趣。应当鼓励他们在如下的领域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如计算机编程、机械修理或平面设计（计算机程序设计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域，因为那里能够容忍古怪的社会现象）。孤独症人需要良师益友为他们讲解生存之道。我曾帮助过许多孤独症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别人不同。当一个人明白了他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时，便不难理解有些事情为什么不会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在教学社会交往技能时，摄像机和磁带录音机非常有用。当我在观看自己以前的演讲录像时，能够发现其中的错误，如使用了奇异的腔调。指导孤独症人于社交活动中表现的优雅得体犹如指导演员的排练一样，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心设计。这也是卡洛克先生在这方面比教我科学知识付出得更多的一个原因。当我受到同学们的嘲弄而变得情绪低落时，他会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与我谈心，给我鼓励。卡洛克先生的科学实验室成了我逃避所不能理解的世界的避难所。

如果我对某事产生了兴趣，就会达到心醉神迷的癫狂状态。我会反复不断地念叨同一件事，就像用录音机反复播放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一样。如果少年人有这样的表现，没有人会感到有什么异常；但是，孤独症人常会把正常的行为扩展到常人所不能理解的程度。例如，许多人认为我对象征门的反复使用是一种怪癖，他们总是想法使我摆脱这种行为。只有像卡洛克先生那样的人才会帮助我，为这种偏执的行为指引方向。

进入大学之前，妈妈向学校的管理部门通报了我的问题。学校紧邻我的高中母校，周末时我仍然可以去看望卡洛克先生。这对我能否走向成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我不断适应大学生活的日子里，他总是能为我提供我所需要的支持与帮助。假如没有卡洛克先生，我很可能不能完成学业。大学里的课程分为两种：一种是较容易的课程，如生物、历史和英语；另一种为几乎不可能学会的课程，如数学和法语。我的数学老师戴恩先生在每节课之后都花费数小时的时间为我辅导。几乎每天我都要去他的办公室复习全天的讲义。为了学习法语，每天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接受辅导老师的辅导。系主任助理的妻子伊斯特布鲁克夫人为我提供有关道德规范方面的帮助。她是帮助我的人当中另一位不拘泥于传统的人。她头发蓬乱，穿着男式的长内裤，外面再套上裙子。当我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或萎靡不振时便会去她家，她会给我许多的宽慰与鼓励。

大学是一个很纠结的地方，我一直努力使用视像化的分析手段去理解这个社会中的规则。初入学时，为避免陷入麻烦，我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以增强以往在寄宿学校遇到问题时所使用的简单观点。很快我就知道，有哪些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哪些规则可以巧妙避过监管与惩罚。我自己发明了一套简单的规则分类系统，自称这套系统为“罪恶集合”。如果某条规则被标记为“集合”中的罪恶，则这条规则的意义为极其重要，违反这样的规则将会被剥夺许多优先权或遭到开除。吸烟和有性生活的学生将会陷入严重的麻烦。如果一名学生绝对可靠，绝不会涉及到这两件事，那么他可以犯其他方面的小错误而不会受到惩罚。我把吸烟和性标记为“集合”罪恶。一旦学校的老师们明白我不会跑出去到灌木丛中与人做爱，那么即使在没有老师陪伴的情况下，我去树丛中也不会受到惩罚。我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许可可以独自去远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也明白，老师们并没有阻拦我的意思。我猜得出，老师和家长们最担心吸烟和性问题，我也知道如何使自己不引火上身。

对孤独症人而言，规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会特别看重事情的处理方式。我总是把规矩看得很重，也因此赢得了老师们的信赖。那些信任我的人总是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但是，许多人很难破解孤独症人如何理解规矩的密码。由于我没有任何社会行为的直觉能力，只能依靠纯逻辑推断，就像使用专业的计算机软件来指导我的行为一样。我根据规矩在逻辑上的重要程度将它们归类存档，颇像一套复杂的逻辑推演决策制定系统。每项社会行为的制订都是一个使用智力与逻辑推演的过程。情绪并不主导决策，这是一个纯计算机式的演算过程。

学会一套复杂的决策制订处理方法是很难的。我的成长环境十分严格，从小时候我就懂得偷窃、撒谎和伤害他人是错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偶尔不遵守规则也可以，不过这要看是什么规则。我自己编写了一套决策制定软件以确定哪些规矩可以违背，我将规矩分为三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罪恶集合”与“不合法但不邪恶”。标记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绝对不能触犯。偷窃、毁坏财物、伤害他人归到这一类当中，这些规矩不难理解。“不合法但不邪恶”的规矩可以触犯但常常要受到一点惩罚。例如，在高速路上稍微超速行驶与违章泊车。“罪恶的集合”类别下包括那些如有违背就要受到以看上去不近情理的理由严厉制裁的规矩。使用我的决策制订系统可以帮我处理每次遇到的新情况。

我想选择以牧场饲养的牛于不同控制槽中的行为表现作为我动物科学方面的硕士论文题目。但是，我的亚利桑那大学的指导老师认为用牛用控制槽作为学术命题是不合适的。退回到1974年，那时对牧场牲畜的行为研究是十分少见的。这一次，我的执着又发挥了作用。尽管教授认为我的选题是愚蠢的，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当时我需要另找一位老师。动物科学系的大多数教授都认为我的选题是荒谬的。幸运的是，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对我的选题感兴趣的另外两位教授，建筑系的主任福斯特·伯顿博士和工业设计系的麦克·尼尔森博士。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制订了一套研究方法。保守的动物科学系教授认为十分荒谬的创意却被一位建筑师与一位工业设计师当成是非常合理的。

我的硕士论文将我所有的想法都汇聚到一起，还将我的执着引导到研究事物的运行机制上面。我想研究出不同的控制槽样式对动物行为产生的不同效果，受伤的几率和控制槽的效率。我要观察记录的各种情况依次为牛的品种、控制槽的样式和牛的形体大小。需要测量记录牛在控制槽之前表现的畏缩犹豫及拒绝进入控制槽出现的频率，设备运行的速度（处理牛的头数／时间），还有伤到牛的机械部件，如致使牛滑倒的光滑地面和能卡喉的头部夹具。为了便于观察，当牛在控制槽中接受打烙印和预防接种时，我就站在控制槽旁，手拿数据记录本记下每头牛的反应。

当时我需要将这些数据用打卡的方法打到IBM的专用数据卡上，因为只有工程系的一台主计算机能做数据分析。当年我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求学时，那儿还没有小一点的桌面电脑。用打卡机打出5 000张IBM数据卡是一项颇为耗时且枯燥的工作，因为每头牛的数据都需要记录到单张对应的卡上。我通常要在下午6点赶在工程师们之前进入计算机房，一直打卡打到膀胱胀满。如果期间我起身去洗手间，工程系的学生们就会抢占我的打卡机。后来我成了打卡与整理卡片的行家里手。有时，当卡片整理机卡壳时，学生们会束手无策，而我的机器运转正常。这时我就会走过去帮他们修理机器，整理卡片，然后再返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继续工作。我常常把那些卡片看成是我的牛。把每张卡片都看成一头头活生生的牛会使统计分析所需要的分类变得容易理解。例如，我可以按卡片的“形体”大小分类以得出牛的形体大小是否会影响效益。我常常称卡片整理机为“整理牛机”。

我的研究结果表明：设备的设计会影响对设备的操作；某些类型的控制槽较其它类型更容易使牛受伤；某些品种的牛相对容易发生意外。我还做了一项变换时长的研究以确定打理牲畜的最高效的速度。如果进行的速度过快，动物就容易受伤，预防接种也做不好。20年之前，我就得出了预防接种和其它处理过程各需要多长时间。这些数据今天仍然有用。要想把工作（打理牲畜）做得又漂亮又快简直是不可能的——鱼翅与燕窝不可兼得。

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是孤独症使我能够理解动物。毕竟，如果不是亲自体验控制槽，我也不会产生控制槽如何影响动物的想法。我总算幸运，因为我对动物的理解和图像式的思维方式引导我走向了一项比较满意的职业。在这项职业中，我的孤独症迹象并不会妨碍我取得进步。但是，在美国境内的多次孤独症会议上我曾经与许多孤独症人交谈过，他们都有较高的大学学历却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结构明晰的大学生活中表现的十分优异；但毕业后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们，常常是刚一接触问题就暴露出来。在面试中，我们率直的行事方式，怪异的说话腔调和一些古怪可笑的怪癖常会使对方失去兴趣。

20年前，我并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古怪。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那时我总是弓着背，不断扭掰自己的双手，还有过高的僵直的语调。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从后门走进去，四下里走动查看。幸运的是，当我慢慢探索以自由撰稿人为基础的职业时，我已经有了足以维持生计的钱财。有一次，在美国农业工程师协会的会议上，我可以承认有两位工程师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我不屑一顾，也不愿意与我讨论工程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我十分古怪，直到我猛然抽出了我为约翰·韦恩斯的红河饲养场所做的图纸，他们才满怀狐疑地问：“那是你做的吗？”

孤独症人在他们擅长的领域里确实能学成一些技艺，如计算机程序设计、绘图、广告艺术、卡通、汽车机械师和小型发动机修理。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就是推销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面试官是程序设计师或绘图员而不是人事部门的人，我们很可能被录用。同样地，展示自己的作品集也能有助于说服不愿意录用孤独症人的、持怀疑态度的雇主。我认识一些分布于不同岗位的、从事着自己满意的工作的人们，如电梯修理工、自行车修理员、程序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和实验病理学研究员。大多数这样的工作都要用到许多孤独症人所具有的视像化天赋。例如，一位好的机械师能够在自己的头脑中运行设备以发现其中缺陷。拥有大学士那样的记忆才能的人擅长图书分类与上架。钢琴调律是他们擅长的另一项工作，因为许多孤独症人有完美的语调。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为确定在畜牧行业里的信用所迈出的最关键的第一步。我知道如果我能在《亚利桑那农场牧场主》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我面前的路就好走了。在观看牛仔骑野马用绳索套牛的表演时，我径直走到杂志出版商的面前，问他是否会对一篇有关控制槽设计的论文感兴趣。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二周我投递去了一篇题目为《激烈的头枷争辩》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证了对不同样式控制槽的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杂志社的电话，他们要为我拍照置身饲养场的照片。我简直难以置信，很明显是我的厚脸皮为我谋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是1972年，从那时起我一边为那家杂志社定期撰写文章，一边攻读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业。

在媒体上不断发表文章帮我在畜栏工业集团谋到了一份设计控制槽的工作。那是一家很大的饲养场建设公司。那时，我仍然生活在自己的视像性象征符号的世界里，我需要某种具体有形的东西来代表自己置身畜牧业的优越性。我身着绿色的制服，就像军人用徽章表示军衔一样，我在领子上别了一枚牛形的胸针，像一名二等士兵。一开始我用的是一枚铜质胸针，后来随着自己在行业内声望的提高，我给自己换发了银质和金质的胸针，以奖励自己的晋级表现。我自己非常清楚，别人肯定会认为自己的制服是荒诞可笑的。

那时，我常常抵制埃米尔对我的着装与发型的强制干预。不过，我现在认识到，他确实帮我做了一件好事。有一件事至今都搞得我不好意思，记得有一天，他往我的桌子上啪地扔上了一瓶艾瑞德牌除臭剂，告诉我我的腋下发出了臭味。孤独症的人在着装打扮方面需要得到他人的建议。过紧或有刮蹭效果的衣服会分心而无暇顾及工作，太多的化妆品能导致过敏反应，因而每个人都需要漂亮、舒适的衣服以不至于惹毛极度过敏的皮肤，还需要除臭剂和不含香味的化妆品（我本人对化妆品的香味有严重的过敏反应）。有些孤独症的男人由于对触觉的过敏而使刮胡子成为问题，因为刀片式剃须刀的感觉像强力的砂纸一样。电动剃须刀会较容易忍耐。

我于畜栏工业集团工作期间，每周都去一次斯威夫特肉类加工厂。在那里，我认识了汤姆·罗勒先生，后来他成了我工作上的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汤姆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容忍我的形象，太过平淡而简约。我仍然喋喋不休，但是他还是为我推荐了工作，因为我总是能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妙招，如用塑料奶管给门边加垫以防止动物擦伤。渐渐地，工厂总监诺布·高斯科威兹和领班对我产生了兴趣。有几次诺布告诉我，他对我提出忠告的方式就如同对待他的亲生女儿一样。

一年之后，我为畜栏工业集团签下了一份为斯威夫特肉类加工厂建造新的牛用坡道的合同。在工程建设中，我知道了只有技术上的正确并不代表按社会规则总能行得通。我批评了由于不熟练的操作而造成某些焊接工艺粗糙，这使得工人们十分恼火。工厂经理哈里·韦恩科曼给我提出了良好的建议。他告诉我：“在事态恶化之前你必须向他们道歉。”他让我去了餐厅，向工人们道歉，还教我学会如何圆滑地批评别人。

又一年之后，在那家工厂我陷入了更为严重的人际关系漩涡。我惹恼了斯威夫特的总裁，是汤姆挺身出来护佑了我。我原本幼稚地认为，每位雇工首先应当对他就职的公司报以真诚；但是，当我向总裁写信告诉他在斯威夫特另一家工厂的设备安装有错误时，总裁先生却变得恼羞成怒。他并不赞赏我找出了他工作中的问题。从这件事情我看明白了，一个人对公司重大利益的忠诚并不总会激发另一个人做出与之相匹配的举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在事情变得异常棘手时，诺布对我所说的话：“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总要坚持走下去才是。”

我辞掉了畜栏工业集团的工作，一边开始自由职业性质的设计师生涯，一边继续为《亚利桑那农场牧场主》撰写文章。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使我避免了许多固定工作中经常碰到的人际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着手一项工程设计，然后在遭遇复杂难办的社交问题之前抽身撤出。尽管现在远在一英里之外我就能看出一只动物是否遇到了麻烦，但还是不能看出社交问题中那些微妙的蛛丝马迹。

当新经理到《亚利桑那农场牧场主》任职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为我十分古怪，我已处于被解雇的边缘。一位同事告诉我，新经理已被我影响得倒了胃口。我的笔友苏珊看到了这些危险的征兆，她帮我整理出了我所有文章的作品集。新经理看到我撰写的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赞扬。那次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在向客户推销我的服务之前，我总是需要一本包含我做过的图纸和曾经做过的工程照片的作品集。我学会了如何避开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将与客户谈论的话题仅局限于工程上的技术方面，而避开八卦工友的社会生活问题。

雇佣孤独症人的雇主必须明白他们的局限性。孤独症的工人能够对工作额外关注，能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环境的雇主能够得到不菲的回报。但是，务必要使他们避开他们所不能处理的复杂社交场合。有一位孤独症人在一家建筑公司成功工作了好多年；但是当被提升为与客户联系的更高职位后，由于不能胜任而被解雇。另一位孤独症人因与工友们酗酒而丢掉了实验室的工作。雇主们应当使其他雇员们知晓有关孤独症方面的知识，这样孤独症的雇员就不会处于他们所不能处理的复杂社交场合之中。

生活中不乏卡洛克先生或汤姆·罗勒那样的好人，但也免不了总是有人会找你的麻烦。我记得当年我驱车近入斯高兹戴尔饲养场，下车步行走到通向工作场地的门口时，一位名叫让的人将手把在门上蛮横地拦住了我，声称不准女人入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饲养场没有女工。今天，有许多妇女在饲养场工作，许多饲养场更偏爱使用女工照料牲畜和为它们做医疗护理，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温和。但返回到当时，我甚至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女儿身还是孤独症成为我更大的残疾障碍。

试图进入男人的领地是相当困难的。当刚开始为肉类加工厂设计设备时，我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挂上牛的睾丸，但还是经常被借故支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奶牛场工作时，我不得不去男卫生间更换衣服。在一家肉类加工厂，人们分三次带我看过地上的血洼。在第三次从血地上走过时，我在血洼中猛跺了一下双脚，血水溅满了工厂经理全身。不过，在观看过我熟练地操作设备之后，他还是很尊重我的。今天人们所谓的性骚扰与我当年的经历相比就不值得一提了。

让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当他关上通向工作场地的门时，他已经即时地把一扇小的、无关紧要的木栅栏门转化成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象征性门的世界中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凡是涉及到关闭的门的事件看上去都像是上帝为我量身定做的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我的视像化的象征世界能使我前进不止。我必须征服每一扇关闭的门。按照我的行事风格，我就像一头满脑子一根筋的公牛，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住我。

我非常关心那些高功能孤独症人或阿斯波哥综合征人的工作问题。自开始写作《图像式思维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天才学生被贴上了阿斯波哥综合征人的标签。我担心的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将由于这样的标签而妨碍将来的就业。我最担心的是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在学校里没有遇到过挑战，他们也会因心生厌烦而表现为行为不当。在有些学校，这些孩子由于阿斯波哥综合征的标签而被排斥在天才与有天赋学生的特长班之外。

我曾是一个可怜而又心生厌烦的学生。直到高中时期遇到我的导师、教科学的卡洛克先生之前我不知道用心学习。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发现那些事业有成的高功能孤独症人的人生中包括两种重要的因素：导师的指导和对才赋的培养。那些就业不成的学生通常没有导师，他们的才赋也没有得到培养。我最后定格的职业是能够利用我的视像化技艺设计打理牛的设备。

我发现有许多阿斯波哥综合征人在许多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的非常成功，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并没有被正式诊断为阿斯波哥综合征人。有一个人是一家工厂的经理，他成功地运营者一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巨大的肉类综合加工厂。在另一家工厂，我见到过一位设备维修总负责人，他有着明显的阿斯波哥综合征症状，只是没有做过正式的有关鉴定。为我维修复印机的人有阿斯波哥综合征迹象。曾经有几位孤独症谱系中的媒体记者采访过我。一些大学教授也是阿斯波哥综合征人。计算机行业中满是阿斯波哥综合征人。所有这些人都是谱系中倍感幸福的人。有一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告诉我，他感到十分幸福，因为他是与自己人相处。

这些成功人士中的许多人都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年龄在四十多岁与五十多岁之间。这些人是如何谋到并保有工作的呢？我们这些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当时的教学原则是教会所有的孩子社会技能。我小的时候，在星期日家人聚会时，我应当安坐在餐桌旁并且有良好的文明就餐举止。大多数的时候我都能按要求做到。粗鲁的言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还要学习说“请”和“谢谢”。平时的家庭活动提供了全面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坐下来就餐和玩纸牌、玩跳棋之类的棋盘类游戏教会我有耐心和轮流做事情。

今天，许多孩子缺乏这种活动结构。电子游戏和玩计算机的时间都是孩子自己单独过。孩童时期我喜欢的许多活动都需要其他孩子的共同参与。我与其他孩子共同玩棋盘类游戏，进行自行车比赛，玩垒球，建造树上小屋（搭建在树枝之间，在美国供儿童游戏等用——译者）。其他的孩子对我制造的风筝与降落伞十分着迷。

如今，即使是正常孩子的成长过程也常伴有某些社会问题。将来他们不知道工作中正确的行为举止。上世纪九十年代，《华尔街日报》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表有关正常人应当有怎样的正确的行为表现。那些文章的题目包括八卦、如何使用电子邮箱、办公室集会上的举止行为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十分少见。而今，在大多数的期刊中，每期都有一至三篇这样的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久负盛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开设社交技能的有关课程。许多工程专业的学生有轻微的阿斯波哥综合征。社交技能的训练对孤独症谱系中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并不主张将“阿斯皮”（阿斯波哥综合征人称自己为“阿斯皮” ——译者）转变成“正常人”。孤独症人和阿斯波哥综合征人很少会因为社交的原因而对社交活动感兴趣。然而，他们需要有良好的行事习惯，也不能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十足的邋遢鬼，在超过一周的时间里总是穿着同一件脏衬衫。

多目标任务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在繁忙的餐馆收银台工作，一边为顾客找零一边交谈会使我觉得痛苦不堪。人们会经常问我，既然不能做多目标工作，那么又怎么会驾车呢？会驾车的原因是把握方向盘与刹车的动作已成为全自动的技能。相关的研究证明：初学驾车时，人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思考每个操作步骤；当完全学会时，大脑前区的皮质层不再活跃而只剩下大脑中的运动神经区处于开启状态。我是在亚利桑那州牧场中的公路上学会驾驶的。驾龄满一年之后才敢上高速公路与繁忙路段。这样当我最终驶上繁忙路段时就避开了多目标任务的问题，这时我的大脑前区皮质层可以专注于观察路面信息与做出相关处理。

谱系中成功的人士都是采用迂回的方法，将自己的作品集出示给合适的人。意思是避开传统的正当渠道，即招聘面试和正常的入学程序。有一位学生向一位英语教授寄去了她的富有创意的作品集而巧妙地避开了纽约州立大学严格的入学考试。我在推销我的设计作品时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在贸易类杂志上看到一些工厂要扩建的信息之后，我就向工厂经理们寄去我的设计绘图与以前工程照片的作品集，然后再打电话与他们联系。呈上的这些作品集必须具有专业性和整洁平整。谱系中的人需要他人的帮助以挑选最好的作品放入作品集中。更多的相关信息请参阅我专门论述职业的书——《培养才赋》。

计算机领域满是阿斯波哥综合征人和有阿斯波哥综合征迹象的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引领入行的。有人在8岁时，父母就教他们程序设计。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某人会从入门级的工作做起，然后凭自己的能力步步高升。这就是为什么在建筑公司或工厂中工作的阿斯波哥综合征人能谋到较好工作的原因。他们从蓝领做起，然后于计算机领域的边缘徘徊。《华尔街日报》有许多有关人们着手从事高度专业性质事业的文章。父母和老师需要创新性的思维为他们寻找导师和工作。孩子的导师可能就是邻家退休的电子方面的专业人士。孩子的天赋能够吸引导师。才赋需要发展成能用于将来工作的技能。谱系中的人需要认识到要想取得成功就得达到很高的标准，但是期望十全十美的工作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记得当初由于一位客户对我的设计不是十分满意，我差点退出牲畜设备设计行业。我的一位从事建筑承包的朋友吉姆·尤尔解释说，使每个人都满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应当向他们解释，在测验中能答对90％-95％的答案就是很不错的成绩，使用柱形图或饼形图会使百分比的概念变得容易理解。谱系中的人需要理解在有些行业90％-95％是可以接受的标准，但是有些行业，如计算机程序设计，出错率应当更低一些。高中生或大学生必须获得实际工作的经验，学会基本的常识，如准时性。他们还要学会有礼貌，老板吩咐的工作一定要做。少年时期为一位女裁缝打工的经历帮我学会了基本的工作常识。上大学时，暑假期间我为一所孤独症学校和一所实验室做过义工。最好的工作经历能够用上个人才赋，去与将来职业相关的领域做义工应当好过去不相关的领域做有薪酬的工作。

谱系中高功能的少年在高中时期常会受到同伴的欺负。在一所大型的女子高中求学时，我由于向一名嘲弄我的女生投掷书本而被开除了。然后转学去了一所特殊的寄宿学校。在那儿，我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如骑马、建造谷仓屋顶。其中，电子实验室对我的影响最大。非常惋惜的是，如今一些高中不再有艺术、汽车修理、木工、绘图和电焊的课程。有些学生在升入大学、公众学院和技工学校之前应当避开高中的社会障碍课程。在线课程学习是另一种选择。现在有了一些旨在帮助阿斯波哥综合征人发展强项的高中课程。一位阿斯波哥综合征孩子的母亲瓦莱丽·帕罗蒂兹开创了先河，建立起纽约阿斯皮学校。我确实喜欢他们的口号：“使学生们重新学习一种技能。”他们的课程强调动手能力方面的学习，如影视制作和平面艺术设计。

学生们需要接触有关科学、工业和其它领域中许多有兴趣的事物。应当使他们知道，生活本身除电子游戏之外还有更多的意义。当孩子们体验过能用上他们的特殊技能的经历之后，才赋就能够得到发展和培养。科学家们已经创造出了使有机化学分子转化为可视化图像的神奇方案。在麻省理工学院，约翰·贝尔彻(John Belcher)研究出了一种能将数学方程式转变为美妙的抽象图案的计算机程序。使学生们经常接触这些东西能激励他们将来从事化学或物理学的职业。其它引人入胜的领域有分布式计算项目、统计程序和计算机图形学。《科学》杂志有一个栏目称为“网络纵览”。该栏目提供了对一些有趣的科学网站的综述与链接。在www.sciencemag.org/netwatch及同名杂志《科学杂志》上有对最优秀网站的评论。大型的书店有全部有关计算机程序设计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可以用来做教学与激励学生之用。在市场上购买的模拟软件，如《模拟城市》和《孢子》可以用来激发孩子对科学、生物学或设计的兴趣。孩子在玩这些电子游戏时需要使用推理能力。家长们应当将有关自己专业或事业的杂志或出版物送到学校图书馆以供孩子们阅读。《华尔街日报》是另一个很好的资源。旧的医学杂志，计算机杂志、普通的兴趣类出版物，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美国史密森博物馆》也可以送到图书馆去。家长还可以引导教师去他们的专业组织网站或与他们的职业有关的兴趣网站。家长可以将自己工作时的大量照片用PowerPoint(微软公司设计的演示文稿软件)做成演示文稿给孩子观看，以使孩子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兴趣。去一些有趣的地方观光也能激励孩子，如去建筑工地、电视台、控制室、工厂、动物园、农场、舞台后台、图标图像设计工作室或计算机辅助建筑绘图部门等。

孩童时期，我在户外度过了大量的时光，观察蚂蚁和去林中探索。今天的孩子缺少了这种经历。我喜欢在海滩上捡拾贝壳和收集各种古怪的石头，将它们放在我家工具棚里的一个架子上。我喜欢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另一种游戏是于小河中的漂流木棍比赛。我们从桥上向小河中丢下自己的木棍，然后跑到另一边去看谁的木棍冲在最前面。Richard Louv（理查德·卢伍）编著的《树林中最后的孩子》给出了许多使孩子亲近自然的实用建议。到树林中或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上走一走能引发孩子对生物、昆虫、自然保护、生态和其它许多职业的兴趣。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极富情趣的世界，孩子们需要去接触有兴趣的事物。

许多高功能的孤独症人和阿斯波哥综合征人认为，孤独症只是人类多样性中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新科学家》引用了一位名叫Roy（罗伊）的高功能孤独症人的话：“当听说要治愈或治疗孤独症时，我感觉像被戳伤了一样。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们。”如今，世界上有无数个由孤独症／阿斯波哥综合征谱系中的人管理的同趣群体，他们对消除孤独症的努力非常反感。少许的孤独症迹象能赋予某人过人的长处，而太多的症状又会导致某些低功能的个人生活不能自理。有关孤独症的似非而是的中肯评价是，轻微的孤独症和阿斯波哥综合征形式是人类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度的孤独症就是一种残疾。很难说清一位性格怪异的杰出科学家不是阿斯波哥综合征人。

在未来理想的世界中，科学家们应当找到能防止重度孤独症而又能使轻度孤独症形式保留下来的方法。毕竟，第一支石矛并不是由善于社会交际的人士发明的，而很可能是由一位阿斯皮发明的。当时，在其他人围着篝火从事社会活动时，阿斯皮独自在一边默默地打削石块，最终发明了石矛。如果没有孤独症的特性，恐怕我们今天仍然停留在洞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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